四格

以下為圖片文字翻譯成繁體中文：

---

**這麼多年過去仍然自由派**

這麼多年過去，我仍然是自由派。

我是一名大型南方都會區的公設辯護人。我服務的地區中，黑人不到百分之十，但我的委託人超過九成是黑人。其餘十％主要是西班牙裔，但也有少數白人。
我可以解釋為什麼會這樣，但犯罪有種族模式。西班牙裔通常犯兩類罪：性侵兒童與酒後駕車。黑人犯的罪行繁多，只有少數不是暴力犯罪。白人犯的罪行則寥寥可數。我擔任公設辯護人多年，代表過成千上萬名黑人，但只代表過少數白人。
年輕時，我相信官方說法：黑人守法、聰明、重視家庭，只是因為太窮才轉向犯罪。
真正的黑人行為讓我震驚。

媒體總是粉飾黑人行為。甚至關於我在法庭上處理的案件，新聞報導也經常偏頗。電視新聞刻意省略被告不利的事實，有時還省略顯而易見的「黑人」這個字。我的自由派、寬容信念崩塌了；但我花了十年，才放下對自己眼睛所見的一切所抱持的錯覺，尤其是在我每天看到數以千計黑人及其家庭，保護他們權利、並在法庭上為他們辯護之後。

雖然黑人只佔社區人口的一小部分，法院卻擠滿了他們：走廊與座椅滿是黑人被告、家屬與犯罪受害者。多數有生意要到法院辦的白人會安靜前來，衣著得體，低調而快速地進出。對黑人而言，法院像嘉年華。他們似乎都彼此認識：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閒逛、大聲喧嘩、聚成一團。

當我被指派代表一名委託人時，我會自我介紹並說明我是他的律師。我會解釋法庭程序與我的角色，並詢問委託人一些基本問題。這時我很能準確判斷他會不會配合。西班牙裔極度禮貌、順從。西班牙裔從不直呼我的名字，也總是很尊敬我的職位；白人也同樣尊重。

黑人男性從不叫我 Mr. Smith，我永遠是「Mike」。19 歲黑人叫我「dog」並不罕見。黑人可能會含糊抱怨我說的每件事，或在我禮貌打斷以繼續說明時翻白眼。此外，我對黑人說的每件事都必須大約是三年級程度。如果我不小心使用成人語言，他們會生氣，因為他們以為我在炫耀優越感。

在案件初期，我會向委託人解釋流程。我通常還沒有警方案件報告中的資料。黑人無法理解我還不知道他們所有問題的答案，但我之後會找到。有些人當場就能理解；許多人立刻變得敵對，絕對確信我不是站在他們這邊。通常到第二次見面時，委託人已讀過大部分警方案卷並了解案件。

不像其他種族的人，黑人從不把律師看作幫助他們的人。我是他們對抗的體制的一部分。他們常對我發怒，並很快把案件中任何出錯的事情怪到我頭上。

黑人男性常試圖讓我失措、挑戰我對法律或案情的了解。我欣賞關於犯罪構成要件或量刑指引的真誠問題，但黑人會問一些拖延時間的問題。不幸的是，他們幾乎總是搞錯對警方或法律的理解，這會造成混亂。我可能反覆解釋法律並提供法條副本；例如，我的委託人會堅持，提供手寫便條的便利商店收銀員「Cillie」才是控制法律的人。

---

**審判的風險**

憲法允許被告在案件中做三項關鍵決定：是否認罪、是否選擇法官審或陪審團審、以及是否作證。當委託人堅持要做一個糟糕錯誤時，我不能阻止他。

多數黑人無法好好說英語。他們不會變位動詞，動詞時態掌握很差，詞彙有限，且說話離不開髒話。他們常變得敵對。他們上證人席時，即使作證內容本身還算完整，陪審團也只能看到缺乏教育、貧窮的黑人。這是審判，尤其是陪審團審理中的災難。多數陪審員是白人，會對未受教育的犯罪黑人之舉止感到震驚。

檢察官很樂意看到黑人被告上證人席，就像對著桶裡的魚開槍一樣容易。不過，辯方通常也會請黑人受害者上庭接受交叉詰問，而他很可能同樣給陪審團留下同樣不良印象。這是審判中一個對辯方很有價值的優勢，因為陪審員可能不會判被告有罪，即使他們認為他有罪，只要他們不喜歡受害者，比起被告也沒那麼討厭。

多數刑事案件不會進入審判。通常被告不利證據很強，定罪機率很高。被告最好接受認罪協商：承認較輕罪名並獲得較輕刑期。
是否對較輕罪名認罪，取決於證據強弱。當黑人問我終極問題「我們審判會贏嗎？」時，我會說不知道，但我會描述我們案件的優勢與弱點。弱點通常很明顯：有五名目擊者反對你，你在案發時段打電話給祖母，警方在你身上找到刻著受害者姓名、拼成萊茵石字樣的粉紅手機；還有一段影片顯示你在謀殺時穿著同一件襯衫；你被捕時說「在 Da Houz」這些話；那個所謂的指控你強姦 Pippo 先生的影片並非在你的脖子上，等等。

如果你告訴黑人，證據對他的案件非常不利，他會責怪你。「你不是為我工作。」他們說，「你看起來像是替州政府工作。」每位公設辯護人都聽過這句話。你越向他們解釋證據，黑人越憤怒。他認為我把證據拿給他，是因為我想討論證據反對他的方式，而不是從對方角度看案件。他根本無法從別人的角度理解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