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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必我們大多數人看的《西遊記》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82年版《西遊記》，這個最通行版的底本是世德堂百回本《西遊記》（簡稱“世本”），後面凡出現書名號的西遊記，都是指代這一版的小說內容。

而在明朝的世版出現之前，西遊記已經有了若干像支流一樣的母故事群，這些支流彙聚到一起成了世本作者創作的基礎材料。包括民間傳說、商業性的說話及供演出的雜劇等等，通過知識人將這些口傳內容記錄為文本形式（也是一種二次創作），則是它們能夠存世的原因所在。

明代前流傳下來的西遊記文學不多，但重要性最強。最常用的有《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樸通事諺解》中的西遊記部分、楊景賢《西遊記雜劇》等。

前《西遊記》時代的西遊記有個特點，即主角並非孫悟空而是唐三藏，將孫悟空這一輔助型人物升格成整個小說的英雄主角可算成世本作者的獨創，自他之後，大部分西遊相關的故事都依從了以孫悟空為主角的原則。

而孫悟空這一藝術形象有南北兩個不同源頭，目前已有諸多考證不再贅述了。侍奉三藏的猴行者即為北方版本，由頭至尾都處於取經活動的從屬地位，也並沒有鮮明的個性。而來自南方的“大聖”系列並沒有和唐三藏的天然聯繫，換言之，他是有獨立故事的。

既然世本作者要將孫悟空設為主角，那麼他只能挖掘這個與三藏並不相識的南方猴精，下面我們來看一下南方系的孫悟空（在《西遊記》之前，孫悟空基本是一版一個名字）形象。

在元朝湧現大量西遊故事之前，宋朝必定已然積累了不少原型故事，然而兩宋時期完整涉及西遊記的文字材料依然有待發掘。至於與宋並立的遼金西夏大理等等，都是朝野受佛教影響極深的民族政權，當然也有自己的唐三藏故事，但以上地區的文獻湮滅程度更甚，且有行政力量對南朝知識交流的壁壘設置。

我們可以假設，在金蒙戰爭及後來的元朝統一後，西遊故事本身便出現了南重北輕的局面，即使採用北方西遊故事框架的作者，也不得不依賴南方的知識資源。

南宋的領土包括今天長江以南大部地區，而在唐朝前，江南一帶甚至都沒有得到有效開發，遑論閩粵了。吳、楚好鬼重巫是歷代正史中的慣用語，在宋人筆記當中記載的淫祀土神可謂洋洋大觀（最典型的是五通神，直到今天在華東、華南依舊十分活躍）。儒家士大夫在處理這些土著神的問題上採取的無非是胡蘿蔔加大棒策略，一方面加封土神為正神（媽祖即從女巫升格為海上守護神天妃、邪神五通也封為五顯靈官，以至最終分化出兩種神格），另一方面則是搗毀無法納入儒家信仰體系中的小神（但屢禁不止）。

各類頭頂“大聖”稱號的猴類精怪即為其中之一，關於東南地區的猴精故事，通常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好取人婦女（以《補江總白猿傳》最為知名），史籍中許多對於東南民族起源的解釋性傳說，便是把猿猴類精怪與婦女的結合敷衍一番（持續到今天）。之所以這類故事大行其道的原因，可能是猿猴與人類最為相似，與人類婦女婚配存在一定可行性（在猿猴不多的北方代替猴精的是熊或毛人，兩者皆有似人非人的特徵）。

其二是有不可思議的本領，能傳授英雄們技藝，從趙處女（阿青）故事開始，白猿始終是英雄人物老師的重要選項，如京劇中《白猿教刀》一節，也把關公刀法的老師設定為白猿。在日本的源義經故事當中，則是鞍馬山的大天狗（可以視為白猿形象的變形）教會了源義經刀法。

這種超自然老師的身份依舊來自猿猴接近人，卻能走跳如飛的特性。

在中世人類的觀念中，除卻家中、城市及宗教場所外的地域往往充斥著超自然力量，能時刻危害著人類自身。因此，對當地精怪出於畏懼引發的安撫性信仰有著深厚的基礎。因此，猴精們得到了“大聖”一類安撫性稱呼，但其身份依舊是邪神，遇到代表官方力量的正神是註定要失敗的。

元雜劇《二郎神鎖齊天大聖》所講的便是這樣一個正神戰勝邪神的故事，而“齊天大聖”這四個字則被《西遊記》的主角繼承。

同《二郎神醉射鎖魔鏡》一樣，這部雜劇的主角是二郎神（當然名字不是楊戩，《西遊記》中的二郎神只說姓楊，但沒有具體名字）。雜劇歌頌的也是二郎神降魔的工具，齊天大聖則是反派。

雜劇劇本是為演出服務的，這部雜劇似應歸入酬神類的宗教演出，我們知道，直到近代以前，鄉土社會的娛樂與宗教活動往往是不分家的，在這整個中國最盛大的娛樂活動被稱為“廟會”就能理解。僧侶通常代政府履行了許多基礎公共服務職能。

而搬演降魔題材的雜劇，則更接近“儺”的性質，即通過演員演繹神將與惡鬼爭鬥，最後邪不壓正的過程（儀式），完成驅魔的任務，這時的演員便是具有薩滿性質的降神者，或代替祭主接受供奉的“屍”了。